茂名信息网
娱乐
当前位置:首页 > 娱乐

关于国家知识产权体制改革的建议

发布时间:2019-08-15 10:18:18 编辑:笔名

核心提示:易继明,男,1968年2月生,湖北荆州人。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主任。

易继明,男,1968年2月生,湖北荆州人。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主任。200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在华中科技大学破格晋升为教授。2002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02 2004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法学系教授(2004 2006年)。2005年8月 2006年7月,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研修。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2006 2010年)。2011年起,调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现兼任《私法》主编、《中国娱乐法评论》主编、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影视娱乐法学会会长等,担任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法制委员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司法小组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学、知识产权法学、法理学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撰写或者翻译学术著作《私法精神与制度选择 大陆法私法古典模式的历史含义》《技术理性、社会发展与自由 科技法学导论》《合同法理论》等十余部。

初秋时节,记者走进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易继明教授的办公室。第一感觉,是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这里分明是一个挺大的图书馆!琳琅满目的图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书架上,关键是还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早就耳闻易教授博览群书,学识不凡,今日一见,的确大开眼界。易教授今天要谈的议题是中国知识产权体制改革问题,他说这也是这两年自己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而且,这一议题,对国家治理及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记者:易教授您好,请您首先谈一下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现状吧。

易教授: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在现代社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的多少,反映着一个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强弱。知识产权客体是智力创新成果的体现,也是维持创新市场的权利工具,因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发明专利和商标的申请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还加入了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知识产权大国地位牢固确立。而且,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并在与时俱进中逐步得到完善。这是我们全社会认识到的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的基本事实,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基本认同。

记者:请您谈一下研究知识产权体制改革这一课题的主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易教授:这些年来,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都聚焦知识产权领域内的体制改革,一时间知识产权问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的重要议题。这其中,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者目前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着体制障碍,机制运行不畅,知识产权没有能够极大地提升和保障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也没有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中发挥应有的引擎作用;二来国家治理体系要完善、治理能力要现代化,反映在知识产权领域,也要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前者虽是检讨存在的问题,但也说明了其未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是 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 的现实需求,更体现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直倡导的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转型。后者,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既定目标之延续,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逐渐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更符合知识产权这种新型的权利形态及其国际化的趋势。简单地说,前者是目的,意识到并希望知识产权能够强有力地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后者是手段,国家通过什么方式挖掘并发挥知识产权资源的应有作用。手段和目的的结合,就是用现代化的治理手段提升知识产权能力,落实到操作层面就是编制和实施相应的国家知识产权发展战略。200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成绩斐然,将我国带入到了 知识产权大国 行列。但是, 大而不强 的现实困境,让我们思考应该如何 由大而强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知识产权强国。这一点,是深化知识产权体制改革的背景,也是国家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这些,决定了研究知识产权体制改革这一课题的重大意义。

记者:那么,当代我国知识产权体制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呢?

易教授:目前,知识产权领域单行法林立,部门利益化倾向严重,各部门重私利而偏废公益,缺乏统领全局性的法律支撑。由此,导致国家战略推进与现代性制度改造也缺乏权威性和连续性。这种情形之下,改革方案推动乏力,运行机制也不畅通;而且,政策主导之下,唯恐一时之兴而兴盛,尔后又兴尽而衰落。当然,知识产权司法中也面临着查明技术事实、缓和行政与司法职权主义纠葛、统一审判标准以及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风尚等挑战。

从历史角度来说,我国知识产权体制和机制的形成,依附于科技管理、新闻管制和市场监督等体制机制,缺乏整体性、自主性和主体意识。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关版权问题都是以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 名义发文,对出版问题加以控制,而不是从私权配置或者个人权利的角度进行设计。事实上,我们过去没有从知识产权制度结构层面搭建起 知识产权体制 的官方话语,有关知识产权体制方面的问题,或依附于 科技体制 ,或依附在 司法(保护)体制 项下。后来,我们北大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接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一个课题项目,就是关于知识产权领域体制机制改革问题。我分析 体制 与 机制 范畴之后,认为 体制 范畴之内,实则包含了 机制 问题,因为体制实际上决定了相关的运行机制。同时,我认为,要从知识产权本位出发考虑知识产权问题,而不是依附于其他体制之下,成为一个附属品,因为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个价值或者目标。此后,有关部门意识到这个问题, 知识产权体制 这一提法逐渐被接受。目前,整个国家层面也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最高法和国务院开始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特别是随着今年年初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出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开始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了。

从国家知识产权治理的角度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体制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知识产权治理结构失衡。在宏观层面,国家知识产权治理三大结构即行政管理、司法保护和公共事务三个部门总体失衡。例如,相对于行政,司法弱化;相对于行政与司法,公共事务治理弱化或者被弱化。在微观层面,三大结构的子系统自身内部结构也是失衡的。因为在2018年年初机构改革方案出台之前,各类知识产权(专利、著作权、商标、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分属不同的行政机关,权限和责任不一,部门行政一体化过程中所分属的各类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权限也不尽相同。由此,导致各类知识产权管理与执法水平也不一致,典型的如商标行政执法与专利行政执法,就有较大的差异:商标执法借助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具有较强的执行力;而专利执法缺乏基层组织与人员,也没有相应的执法手段与措施,其执行力也很弱。这种结构失衡,有体制形成过程中时空挤压的因素,也存在政府与市场似乎 在场 ,但却总存在双重 缺位 ,由此导致了目前政策失灵现象。时空挤压因素不仅是历史性的,而且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如拟定中的TPP协定、中美贸易战等因素,还有署理那些被 肢解 或者说分散的各类权利的公权力自身的差异性问题。

记者:如何推进知识产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呢?

易教授:走向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普遍诉求。改革知识产权体制,如何从技术层面采取开放的 为我所用 的态度,又能够从宏观战略角度立足自我,并完成知识产权本土制度的现代化构建,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和挑战。从我国国情与历史经验出发,推进知识产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化是动力,法治化是手段,回应性是特征。

全球化是推动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的最大动力。清末,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门户,开始殖民中国,也激发了中国人图强自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明制度的斗志。时至今日,中国是全球化运动中的受益者,并已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不过,在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形势下,我们如何透过知识产权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改造,助力综合国力提升,参与甚或主导这场运动,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法治化是推动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手段。 法律是新的权威 ,法治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表现在知识产权治理中,主要通过法律形式将这一治理结构固定下来,并让这一结构内部产生动力,相互协调,系统运行。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从这个角度来说,学者讨论或有关部门筹谋中的知识产权基本法,或许能够承载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的立法使命。如果通过立法制定所谓 知识产权基本法 (也可以称之为 知识产权现代化法案 ),那么立法就可以成为促进我国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回应性是知识产权现代化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知识社会中,法律具有较为普遍的回应性特征。这种单一的法律或者单行法,我们可以称之为 回应型法律 :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过渡性特征和实践性品格;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一种实现 原初权利 的价值内涵。因应技术变迁与社会发展,知识产权领域立法或者修法活动频繁。除单一的法律或者单行法具有回应性之外,知识产权治理结构也需要总体上的回应性,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也具有较大的开放性。 一个回应的机构仍然把握着为其完整性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同时它也考虑在所处环境中各种新的力量。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依靠各种方法使完整性和开放性恰恰在发生冲突时相互支撑。 从这一点看,构建具有回应性特征的知识产权制度,不同于 压制型法 或者 自治型法 的单一向度,是在社会压力之下缓解完整性与开放性紧张关系的第三条途径。

记者:知识产权现代化的治理结构应该如何构建呢?

易教授: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改革,首先要考虑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知识产权既有的行政管理和司法这两大体制问题,这是传统社会治理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另一方面,是分析多元主体参与的知识产权公共事务这一协调机制问题 这也是现代社会中政府公共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换过程中的重点。这两方面问题共同组成了包括国家治理的行政管理、司法保护和公共事务三个治理结构部分。坦率地说,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知识产权是被作为一种 资源 或者说是 战略资源 看待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知识产权及其包含的相关技术方案或产品是一种私权及其衍生品,但一旦这种资源被作为国家的战略资源,就会受到政府管控或者限制,比如对中国的技术输出及限制,不仅是美国私人公司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也是美国政府的国家战略或者国策。当然,我们谈知识产权现代化的治理结构的时候,主要是从国家内部角度来说的,其指导思想是激励创新,产出更多、更优质的知识财产,并能够在实践中得以更好运用。知识产权对外战略或者国际战略,本身就包含在这种内部治理结构之中,是属于外部应对及扩张的问题。

简要地说,国家知识产权治理结构中,知识产权资源及治理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从权利取得的角度来看,是授权、确权与保护的问题;第二个层面,从权利运用的角度来看,是知识产权价值链形成并实现其价值的过程;第三个层面,是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如何运用得当的问题。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同时融入到国家知识产权治理结构的三大组成部分(行政管理、司法保护和公共事务)当中,形成了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基本治理结构。这一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体制。

知识产权现代化的治理结构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具体构建:一是将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等集中,构建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二是从国务院、部委、社会及市场等层次,建立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体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知识产权公共事务协调与运行机制;三是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进行试点建设的基础上,在全国建立起大约1 家知识产权中心法院,并在国家一级层面建立知识产权统一的上诉机制,促进知识产权大司法体制的形成。

记者:您能具体谈一下知识产权大司法体制吗?

易教授:我首先要说明一下,这个 大司法 或者 大司法体制 是我对未来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一个提法。这一提法,一者强调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性及辐射效应,二来表明知识产权司法的独立性和体系性。本轮知识产权司法改革中,我们强调司法要发挥主导作用,就应该包含建构相应的大司法体制;唯其如此,才能让司法主导作用得以发挥。具体构想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审理层级问题。审级与专门法院设置层级上,两个重要问题不容忽视:一是要建立与专利复审委、商评委、品种复审委之间的衔接;二是有必要建立一套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并从国家一级层面设立知识产权高级法院或者最高法知识产权巡回法庭。事实上,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就已经提出: 改革专利和商标确权、授权程序,研究专利无效审理和商标评审机构向准司法机构转变的问题。 而建立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以统一知识产权审判标准,也是各国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动因。我认为,应该对专利复审委、商评委和品种复审委进行准司法改造,并认定其裁决具有司法上的初审效力。同时,筹建国家一级知识产权高级法院 如果受体制和机构设置的限制,那么至少可以设立最高法知识产权巡回法庭,建立全国统一的上诉机制。经过专利复审委、商评委、品种复审委等准司法化裁定之后,可以直接上诉至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经知识产权专门法院裁决之后,确有上诉理由的,则可以再上诉至最高法知识产权巡回法庭。该巡回法庭主要进行法律审理,如果存在新的证据或者事实上的分歧,那么可以发回下一级法院重审。

第二,建立知识产权中心法院的问题。以中国大陆之大,设立10至1 个跨行政区划的相对集中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即组建区域性的中心法院,这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布局。同时,在确有必要的地方,也可以由区域性中心法院设立相应的派出法庭。由此,就可以形成 中心法院+(派出法庭) 的模式。目前,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管辖范围不覆盖深圳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原来的管辖维持不变。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与上海市三中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合署办公,并未单独确定知识产权法院主审法官员额和组织机构。这两家法院的设置,涉嫌违反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也与最高法的规定不符,个中原因很复杂,在未来设置中心法院时要吸取教训。最近最高法增设一些知识产权法庭的做法值得商榷,在同一区域内规划的中心法院之外又单独设置一些专门法庭,会否影响北上广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设立时的宗旨?

第三,知识产权法院审理模式的问题。这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采取民事、行政及刑事 三审合一 审理模式问题;二是对权利有效性进行实质性审理的问题;三是建立技术事实的查明体系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虽然北上广三家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实行 二审合一 审理模式,但最高法一直力主的是 三审合一 审理模式。所以,在北上广三家试点之外,全国多数法院的知识产权法庭实行了 三审合一 。我本人是建议采取 三审合一 审理模式的。客观上,普通法院系统内部进行的审判机制试点改革,为三家试点法院实行 二审合一 审理模式积累了经验,也有助于未来知识产权法院普遍推行 三审合一 审理模式。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对权利有效性进行实质性审理的问题,也就是我所说的 化学审 问题。所谓 化学审 ,是指法院对行政部门授予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者植物新品种权等权利的有效性争议,直接进行实质性审理并作出是否有效的裁判。而相对的,法院对于此种争议不进行实质性审理和裁判,仍交由相应的行政部门作出权利有效性与否决定的做法,就叫做 物理审 。大陆法系囿于行政处分的诉讼设计,将本为私权性质的权利有效性争讼视为一方当事人与行政机构的对抗,影响了本质上属于申请人(举发人)与专利人对抗的双方当事人结构,也影响到法院对权利有效性进行实质性裁决(如宣告专利无效)。此种情形之下,专利授权确权的行政决定应接受司法审查,专利权人和公众之间的专利确权纠纷,须经过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宣告及后续的行政诉讼两个程序。这样,专利侵权面临专利无效抗辩时,往往要等到行政诉讼终局之后,才转入原专利侵权民事诉讼。而且,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行政决定与法院的诉讼裁判之间,也有可能出现循环往复的现象。这是由于法院不能就专利之有效性与否径行作出裁判所致。我认为,如前所述,将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等进行准司法改造,建立类似于美国专利商标局内部的准司法化审判机制之后,应该采取 化学审 ,由法院对专利、商标、植物新品种等权利的有效性问题进行直接审理和裁判。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建立技术事实的查明体系,这是知识产权审理中较为特殊的地方。最近大家谈论较多的是技术调查官制度,也是最高法及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尽力推动的一种主流模式。诚如此,但对知识产权案件中涉及技术事实的查明,是一个综合方法的运用。从世界范围内看,技术事实的查明主要有四种并非相互排斥的模式:(1)技术法官模式;(2)技术调查官模式;( )咨询专家模式;(4)当事人模式。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建立技术调查、技术鉴定、专家咨询和专家证人等综合体系,即采取职权主义为主、辅之以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查明案件中的技术事实。另外,还可以因循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以专家型陪审员为基础,作为类似技术法官的审判制度。

第四,知识产权判例制度问题。最高法推出了颇具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被喻为 中国式判例 制度。 案例指导工作 是我国司法部门(法院、检察院及公安机关等)已经展开并正在进一步加强的工作。但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法院才能发布 判例 ,形成司法判例的选编、发布、效力、引用、推翻等规则。目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探索知识产权判例(先例)制度。本人认为,在当前两大法系融合、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及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完全能够从司法实践中生产一批司法判例,探索建立相应的知识产权判例制度,进而彰显司法功能、树立司法权威、强化法官主体地位和促进法学繁荣。

第五,知识产权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随着知识产权案件量的增加和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调解、仲裁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被引入知识产权纠纷的化解之中。例如,在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之外,出现了司法委托调解、行政委托调解、人民调解和民间调解等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形式。又如,各地仲裁机构纷纷开展知识产权仲裁业务,有的仲裁委如武汉仲裁委甚至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仲裁分支机构。另外,为推动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维权工作,建立了一批国内外维权援助机构,并成立了专门的预防与预警部门,建成了相应的数据库、信息服务平台及监测预警系统等。

上述构想中,法院实行 化学审 是釜底抽薪式的改革内核。外部结构性的改革,应该着眼两个方面:一是搭建 中心法院+全国性法院 模式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建制的基本结构;二是对专利复审委、品种复审委及商评委等进行准司法化的改革。至于知识产权判例制度,只是司法领域的一项改革而已,其实并不存在一些人担忧的法院参与 政治改革 的遐想空间。

记者:您对我国知识产权体制改革及未来走向,总体上有什么样的看法?

易教授:目前,外界对我国改革及其总体走向评价较多,甚至褒贬不一。但总体上讲,我个人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中,司法改革及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符合世界潮流与方向,改革也取得了较大成就。比如2018年 月出台的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及正在进行的知识产权体制改革,商标、地理标志等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署理,形成了工业产权行政管理体制的相对统一。又比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主要原因就是参考了国际经验并顺延其发展趋势,要在国际社会树立我们中国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象。这不仅仅关乎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司法审判实践,而且直接或者间接地关乎我国民主、法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顺利发展。国家知识产权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架构并形塑我国知识产权治理的基本结构,增强国家知识产权治理能力,促进国家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我认为,通过本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推进,基本会将我国建设成一个知识产权大国;在2020年本轮战略结束之后,未来二十年应该定位在促成我国从 知识产权大国 向 知识产权强国 的转变。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战背景之下,我们尤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 由大而强 的转变,那么我们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建立在一个新的水平上,中国的发展也将不再 缺芯 。

治疗女性癫痫病的新技术
云南好的治疗癫痫病专科医院
牛皮癣初期有哪些症状